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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视野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时间:2014-11-12 来源: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访问量:

  

检察视野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恩施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摘要】辩护制度的完善和加强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程度的重要尺度,直接关系到我国作为民主法治国家的形象。辩护律师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直接关系刑事诉讼三大基本职能之一----辩护职能作用的发挥。我国检察机关集控诉与监督于一体的性质决定了其作为保障辩护律师权利主体地位。本文以检察机关视角,从控辩平等原则着手分析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析辩护律师行使权利所面临的困境,以阐明辩护律师权利亟待保护的现实问题。然后对检察机关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必要性分析以明确检察机关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正当性以及重大意义,最后在检察机关所应坚持原则理论支持下,提出具体的对策。

关键词】检察机关   辩护律师   控辩原则   权利保障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身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认识越来越深刻,在面临刑事犯罪指控时,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委托律师为其辩护,以期保护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以及最终获得罪轻或者无罪的法律后果,通过几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也逐步完善,构建起比较完备的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特别是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推动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意义重大,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是从近两年的施行情况来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并未达到预期的保障效果,律师的境遇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这种状况是推进法治进程中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法治国情使然。具体来说,这既与刑辩律师水平直接相关,更与公、检、法三机关执法紧密联系。检察机关作为指控犯罪的公诉方,同时也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监督机关,是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最为关键的主体。本文即从检察机关的视角,来探讨如何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

一、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与控辩平衡原则

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程序正义之基石,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然要求。其作为一项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反对纠问式诉讼模式,纠正控审合一、控辩严重不平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根本思想是扭转控辩双方的天然不平等,抑强扶弱,实现人为的控辩平等,在这一原则下,限制控方权力,加大控方相关义务,扩展辩护权利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该项原则成为理解和评价一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体系的必要标准。

(一)控辩平等原则内涵

控辩平等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立法上予以平等武装。一是限制控方权力,明确控方的责任。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巨大司法资源,这些都是作为个人的被追诉人所不可比拟的。为拨正这种控辩双方在力量上的不平等,立法通过控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使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院与作为个人应诉的辩方之间在法律上即权利、义务的配置上实现平等。举证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是该项原则在立法上核心体现,不仅如此,控方在诉讼中还要向辩方全面开示其证据材料,而辩方并不承担向控方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另外还有诸如控方在律师与被追诉人会见时不得监听等限制性规定。二是赋予辩方权利,加强辩方的防御力量。考虑到控辩双方在力量上的现实差距,仅仅实现了形式平等尚不足以保障被告方的权益,因此在实现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在权利配置上向辩护方适当倾斜,这就体现了按比例分配权利义务的实质平等的精神。比如,被追诉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辩护律师通信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等。第二、司法上予以平等保护。平等武装实际上是一项立法原则,只是在立法层面赋予控辩双方对等的攻防手段,实现控辩平等还依赖于司法对双方的平等保护,这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严格遵行以及对辩方权利的保障程度,特别是作为最终裁判者的法官对控辩双方提供的意见和证据的关注和采信程度。这就 要求法官立场中立,对双方的利益加以平等的关注,对双方的证据意见平等的对待作出公正的裁判。

(二)控辩平等原则视角下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

通过我国刑诉立法方面的不断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趋于完备,构建起了比较全面的辩护律师体系,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属于检察机关承担、确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被追诉人并不被监听的会见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整的阅卷权等等,以及被追诉人和辩护人合法权益受侵害时的救济程序。应该说这样的辩护律师权利体系已接近于控辩平等原则立法上平等武装的要求,但是在被追诉人沉默权方面,我国法律要求的是被追诉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应该如实回答,否认了这一权利;讯问时律师在场权方面法律也并未规定,实务中也从未得到侦查机关允许。至于司法中对控辩双方的保护,特别是对辩方的保护,与控辩平等原则的要求仍有一段距离。

二、律师行使辩护权利所面临的困境

1、介入诉讼仍显迟疑。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该规定明确了律师所享有的辩护人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由于何时进行讯问由侦查机关决定,并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而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委托介入诉讼有着往往多于一天的时间差,致使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之前未能接受来自辩护律师的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由于缺乏对法律专业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对侦查人诱导式的发问,由于对问题的法律意义不知或是理解偏差,作出的供述有时甚至会背离案件真实,形成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在极为重视口供的司法现实下,这种状况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会伤害秩序的公正。如若在第一次被讯问之前,辩护律师即介入其中,给予犯罪嫌疑人法律帮助,虽然会有因律师介入犯罪嫌疑人作虚假供述,增加侦查难度的现象,但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推动法治进步。

2、贿赂案件中,会见难现象普遍存在。

本次刑诉法修改规定了律师凭“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无障碍会见,困扰律师多年的“会见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律师在会见中不再需要侦查人员陪同,不被监听,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增强了律师的辩护权,更加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或可使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各种非法取证、违反程序的侦查行为大大降低。无障碍会见还可以使律师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落到实处,增加了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透明性、公平性。在一般案件中,律师可以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相关机关同意。但是对于三类案件仍需侦查机关批准。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范围确定,但是何谓重大贿赂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罗列有重大社会影响和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两种情形属于此种情况。“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范围边界其实非常模糊,由检察机关灵活掌握。实务中,鉴于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后,改变口供的案件很多,给侦查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贿赂案件中,侦查机关常常以该案“有重大社会影响”为由,对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申请不予批准,造成贿赂案件中的律师会见难。
  3、阅卷成本耗费较大。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次刑诉法的修订中,确立了全案阅卷的结果,律师的阅卷权终于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所谓全案阅卷,是指律师可以阅览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修订前的刑诉法规定,